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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江磊，妻子叫田军霞，我们夫妇都是云南审计厅职工。如果说审计工作有什么特点，第一点就是：审计工作出差多。我还在高校从事内审工作时，就长期驻守学校施工现场，在简易工棚里风餐露宿，一晃就是7年；一直在审计厅工作的田军霞，也是经常出差，她曾经寒冬腊月，在零下10多度3000多米海拔的迪庆做医保项目审计，忍着高原反应的身体不适一干就是60多天。现在我们两口子就在一栋楼上班，却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一次面；2016年，审计署、省政府安排的审计项目接踵而至，我们两个人轮番出差，居然半年多只在家聚了十多天，同事都说我们是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，说我们4岁的儿子是具有审计厅特色的“留守儿童”。

另外就是，审计工作强度大。我在体检中查出甲状腺恶性肿瘤，才做过切除手术十多天，审计署布置的保障房审计与省厅年度预算执行审计就要同时铺开，处室人手非常紧张，领导望着我很为难却又不好意思开口，我心里清楚、二话没说，就上了项目，当我没日没夜在崇山峻岭中走村串户落实情况、当我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白马雪山，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才做过全身麻醉手术的癌症患者。而田军霞也是一样，远在河南的父母因为好几年没见、想她了，她就请好了年假、为父母买好了来云南的机票。但审计署突然定下了医保基金审计的时间，刚好比老人来云南的时间晚一天，而她是一个审计组的组长。她不忍心告诉父母这个消息，一直等接到父母高高兴兴吃完饭，才含着眼泪说：爸妈，你们在昆明吃好玩好，我明天要出差，可能送不了你们……说完，大家的眼眶都红了。而更让人揪心的是，我们的孩子还小，正是最需要父母的时候。2017年元旦，正值岁末年初，二人都是最忙的时候；孩子突发疾病、高烧不退并全身长满疹子，病因却始终未核实；孩子烧得嗷嗷叫，但手中工作又丢不开，我们只好一个照顾孩子时，另一个就加班，就这样两人轮班连轴干，每天和衣而眠只眯两三个小时，连续熬了十多天小孩才痊愈。

审计工作还很危险。我在学校做内审工作时，因为坚持原则、依法审计，得罪了很多人。曾经有包工头气急败坏地冲到办公室，拿刀抵住我的脖子要跟我同归于尽；被围堵、限制自由则更是家常便饭，最长一次被围了4天3夜，最后包工头丧心病狂地追着打；什么危险都经历了，我始终未松口，7年中我完成审计160余项，审计金额11亿元，核减工程款1.2亿。而审计“不冤枉一个好人、不放过一个坏人”的严谨作风，决定了政府审计工作同样不轻松。为了查找线索、核实疑点，我们不畏艰险。这几年，国家高度关注民生资金审计，而这都要深入到最贫困、最艰苦的一线才能得到最真实的一手资料；我们与同事们一道跋山涉水，走在没有路的“路”上，多少次车轮打滑、边上就是峭壁悬崖，多少次边坡塌方，泥块打着车窗啪啪响，我们都只是发个微信说“路不太好走”，而回到驻地最默契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报平安。

我们两人吃够了审计的“苦”。可两人报考公务员时，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审计，别人问为什么，我们只说了八个字“审为国家、计益人民”。